“后来我就开始注意小佳雯，其实要说特别，也没有什么特别，因为穿的都是一样的校服，吃的是一样的食堂。惟一不同的就只是别的小朋友是要交学费的，而佳雯则是减免费用。这孩子很听话，也很好学，在学习上从来不要老师费多大的心，非常善解人意，也非常的机灵，一双大眼睛和一对小辫子，消瘦却很惹人怜爱。但是从第二学期起就变了……”邵老师换了一种语气,“我发现小佳雯不太爱说话了，上课也老是走神，下课的时候就默默地趴在桌子上，一句话也不说。没有多久，一次休完礼拜，就再也没有见过她。第二天，我按联系
方式联系，接电话的是她的一个老乡，他告诉我，她们回老家养病去了，从此就再也没有联系。”
老师呼吁救救孩子！
说到这里，邵老师停顿良久：“我是一个打工妹，可能没有权利对这些事情进行批判。但是我要说，因为我觉得只要是有良知的人都应该这样想——孩子是无辜的！在这里我想借助报纸的一角向那些香港的‘父亲’呼吁一声，别忘记在深圳你还有一份父亲的责任与义务！！”
郑海龙在采访的时候，一名30岁左右的湖南妹给了他一封写给香港“丈夫”的信，还留给记者一个手机号码。她希望香港报纸能够发表她的信，希望他能够看到这封信，以期唤醒他死去的职责。这位被抛弃的“二奶”，在深圳已经10年了。后来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记者发现她正在用“卖春”的钱延续自己的生命，还要养活她和那位香港“丈夫”所生的“阿宝”，并为孩子缴纳那些昂贵的学费。
韩生：
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够看到这封信，在写这封信前我曾经给你打过无数的电话，却总是关机。直到今年的某一天，你的号码作废了，我才真的死了心，我知道我们之间的感情完了。
说来你也许不相信，在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决定和你断绝一切关系了。从此我将独自抚养阿宝成人，因为你在抛弃我和孩子的时候，你就抛弃了你做父亲的职责。这是上天对我的惩罚，谁叫我当初认为跟了你就可以去香港，可以有大房子住，有车开，有一切。
但我错了，其实你什么都没有，有的就是伪装成承诺的谎言。而这个蹩脚的谎言一骗就骗了我将近10年。
也许我们之间根本没有什么感情，也许有的只是相互利用，其实你不是一直这样想的吗？以前的事情我不是很想提了，这是一个只有你我知道的秘密，我想就连你香港的太太也不知道我们的孩子已经上小学了吧。不过值得欣慰的是，阿宝很懂事的，上回考试拿了80多分，老师说他很有进步。
还有就是你不要以为这是我在跟你要钱，我现在可以独自养活我的孩子，我也可以不回老家，不让我的阿宝活在他人的唾沫里。他可以上小学，上贵族小学，也同样可以有快乐的童年。
阿雪
2003年9月5日
香港《文汇报》发表了阿雪的信。
郑海龙在《记者后记》中可怜巴巴地呼吁：“那些曾经在内地留下‘风流种’的港客们，千万不要忘记，你还是一个孩子的父亲……”
简·爱在得知罗切斯特的妻子仍活着时，喊出了《圣经》中的诗人向上帝的祷告辞。她虚弱无助，痛苦迷茫。深圳河畔的“二奶”不是夏洛蒂·勃朗特笔下的简·爱，包养“二奶”的港人也没有罗切斯特的责任心。但在弱势群体“二奶”们漆黑的心里一定也有这样萦绕不去的呼喊，因为，心需要心的爱抚和慰藉。当社会救助机制缺失，那些心无所属、心无可依的“二奶”们，在屈辱、苦痛的沼泽里找不到可以拉她们上岸的绳索，于是，就在冥冥之中乞求神灵的庇护和帮助，喊出简·爱曾经向上帝喊出的话来——
“求你不要远离我，因为急难临近了，没有人帮助我。”
然而，正如尼采说的，上帝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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